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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pitch 好投大会|纪录片人的“社会创新” 影像行动者的跨界实验

一场不一样的提案会

十月第一天,阿姆斯特丹清澈的空气里裹着越来越浓的秋意,骑车经过市中心路德会教堂的长腿高个儿们,得穿上毛衣和厚外套来抵御扑面而来的凉风和时不时飘落的雨。这座教堂建于十七世纪,铜制圆顶是它的标志,新古典主义风格,夹在临河排开长长窄窄有点儿东倒西歪的民居中间。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它从教堂变成音乐厅,后来成了公众举办婚礼和活动的场所,现在是阿姆斯特丹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路德会圆教堂 图片来源:网络博客

路德会教堂内活动开始前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Evelyn片花: https://v.qq.com/x/page/k07803vrek5.html

初建于1830年的木质管风琴两边,立着两块从伦敦运来的大屏幕,good pitch在欧洲地区一年一度的活动正在进行中。灯光由暗变亮,大屏幕上刚刚放完纪录片Evelyn的片花,这是导演Orlando von Einsiede记录他和家人再次开口回忆亲弟弟Evelyn自杀的故事。 这个话题一直是全家的禁忌,压在每个人心里十多年,却没人愿正面提起。影片跟随着Orlando一家人徒步穿越英国,他们边走边交谈、自责、回忆。镜头里穿插着优美的风景,很多地方是Evelyn活着的时候全家经常一起去的。他在十三年前被诊断出精神分裂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片花结束后,制片人Joanna回到麦克风前,她说:“这部片子两周后会在伦敦电影节首映,明年在BBC播出。我们希望这部片子能帮助到有类似经历的人。”

Joanna是个很有经验的纪录片制片人,获过不少国际大奖。通常参加纪录片提案大会,介绍完片子就是她神经最紧绷的时候了。“像面试一样”,要准备接受从观众席上投来的各种问题,这些观众大都是业内金主或发行方。但在这个穹顶大厅里,她面对的是另外一群人。

Joanna向观众介绍Evelyn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她身边一张长方形桌子,坐着八位特邀嘉宾观众。其中一位来自Andy’s Mens Club,这是一个防止男性自杀的互助机构;有一位是手工香皂品牌Lush基金会的人。还有来自Mental Health Innovations的代表,这是英国一个新成立的慈善机构,用创新技术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支持服务,还有几位来自精神康复和关注年轻人成长的机构。长桌对着观众席,被good pitch邀请到的欧洲及全球173家不同机构的观众呈扇形围坐在周围。

“这部电影首先希望影响到的是导演Orlando本人……在过去的一年,他一天之内已经可以讲出Evelyn的名字好几次,有时伴随着笑和愉悦,在痛苦之外也打开了一些积极的回忆。”Joanna接着说。“自杀是全球最大的杀手,可也是被谈论最少的……自杀会传染,每十个人中有一人会因为挚爱的人自杀而出现自杀倾向。但我们也能感受到另一种’传染’,已经有很多人被(影片里的)这家人的勇气感染而开始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Joanna对现场的人说。她说,在英国,影片已经和几个预防抑郁和自杀的机构在合作,让片子为他们的成员提供引导和帮助。Orlando和他的妹妹Gwennie,还有Evelyn生前最好的朋友Leo正在英国发起一个项目,邀请观众加入行走疗愈的行列,在行走中把痛苦释放出来。

Joanna做完介绍后坐到长桌前,嘉宾观众在主持人的发问下开始轮流发言。Andy’s Mens Club的人说,他们希望把电影带到17个服务点去放映。一位来自欧洲青年组织的人说,他们即将举办两个活动,分别有5000和50000名年轻人参加,他们将在会上放这部片子。Joanna眼眶有时会红一下,嘴角一直上扬着,可以看到她在说”Thank you!” 。来自Lush的代表说,他们愿意提供资助,支持片子的发行和相关慈善活动,同时愿意用Lush的媒体网络和50个国家的1000家门店帮助这部片子扩散信息。还有一个机构介绍了他们正在和片方合作的行走疗愈计划。

主持人Jess发问,嘉宾观众轮流发言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观众在现场发表感想及提供支持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这时,一位肯尼亚跨性别多媒体机构的女士从观众席走到麦克风前说,在肯尼亚,她们也在处理自杀的问题,所以她想把这部电影带到东非去,同时个人向剧组捐100美金表示心意。排在后面的另一位观众向片子制作方表达感谢,因为她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当天的good pitch上,除了Evelyn外,还有其他五部纪录片做了陈述,涉及的主题包括难民、人工智能、环保、性侵和“人肉”搜索核查假新闻,都是欧洲当前备受关注的议题。每一部片子放完后,都有一个像Evelyn这样的讨论。在good pitch结束后的聚会上,我问Joanna当时是什么感受,她用了“uplifting”(令人振奋)的字眼,“总觉得大家是跟你站在一起并随时愿意分享资源、提供帮助的。” 她说。

一次自救式的创新尝试

今年是good pitch第十年。十年前,英国纪录片资助机构Doc Society(前身是BRITDOC)的创办人Jess Search和 Beadie Finzi已经感到纪录片行业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不只在欧洲,而是全球趋势。支持包括纪录片在内的严肃艺术资源在减少,导演很难完成一部片子,更不用说进入到电影节,即使有幸进入到了电影节,发行又是阻力重重,市场有限。新闻行业不景气,以前纪录片的一大出口平台电视台也在走下坡路——1994年就开始拍纪录片的Beadie在一个纪录片工作坊上,曾这样总结纪录片行业的态势。

坐在我对面,她描述完类似的观察后随即说,我们不能等着市场规律来救我们,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得重新去想象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行业未来。她相信在虚构故事和大众娱乐两极中间,仍然有一个空白地带需要去填补。Beadie说起good pitch时眼睛会一下亮起来,手掌伸开时不时伴随着手势,很容易把她的情绪传导到坐在对面的我身上。她把纪录片和新闻比作两个穷兄弟,目光里泛出笑意地说,这也是我为什么爱这个群体的原因,因为大家总爱追问,例如没有市场,还能怎么做?而在严肃媒体日渐萎缩的同时,也有一股新的趋势,就是科技和多媒体平台的兴起。科技打破了很多原有的思维方式,也让那些进不了电视台、电影节或电影院的纪录片人,有了新的机会。“20世纪纪录片的模式,只是面对一个有限的小群体,21世纪,我们能不能跳出来,联合更多的合作方?”Beadie说。她认为纪录片人也是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群体,总是面对着并不宽裕的资源,因此总在想尽办法做各种突破和尝试。

Jess和Beadie(图中左右两位)在工作坊里帮制片人Joanna梳理思路 摄影:李婕

与此同时,放眼全球纪录片谱系,Beadie她们也开始看到不同导演的尝试,例如导演及碳减排运动发起人Franny Amstrong执导的《愚昧时代》,还有导演Morgan Spurlock自编自导自演的纪录片《超码的我》 。“这些纪录片人已经跳出了在电视上放一晚或影院放一周的思维方式,他们心里有更大的图景。”Beadie说:“我们得为纪录片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good pitch是这个思路下的一个实验。既然是实验,就要跳出来放开了去想。Beadie和团队把业界行之有效的“提案”环节(pitch)借用过来装入新的东西。这个提案不只是为了在传统渠道发行而做,而是为了让纪录片所关注的议题到达及影像更广泛和精准的利益相关者。她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和沟通,把纪录片创作者以及与议题相关的合作伙伴相互关联起来,最后,把最有共鸣的伙伴邀请到现场。

2008年,good pitch第一次出现在牛津大学一个电影节上。Beadie回忆现场情景时忍不住笑了起来。有这样一幕让她印象深刻:在一部关于蜜蜂生态崩溃的纪录片陈述环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人在现场对导演James Erskine说,我们没法给你资金支持,但我们会向“绿色和平”全球的订阅者发布关于你这部影片的消息。这时,另一位留着大胡子的高个儿绅士凑近麦克风缓缓说道:我是英国养蜂人协会的会长,我愿带领英国所有的蜜蜂支持你。现场顿时哄笑起来,曾获过艾美奖提名的James 说他当时激动得像全身过了电似的。活动结束后,时任圣丹斯学院纪录电影项目的负责人Cara Mertes以及几个专注社会影响力机构的负责人兴奋地对Beadie说,这是他们在找的东西,应该尽快把good pitch做到更多的地方去。

2008年第一届good pitch现场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于是good pitch落户纽约,辐射到了美国其他地方。欧美大陆以外第一个联系good pitch的是南非,接着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南亚、中国台湾……十年间,good pitch在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超过40场活动,为纪录片募集到超过3000万美金,卷入了4800个不同种类的机构,促成片方和各机构超过1600项合作。

在和Beadie聊天的过程中,我脑子里一直闪现着现在在全球各地热闹开展的“社会创新”运动。这个运动在各行各业发生,想改变行业现状又敢于付诸行动的人,正在突破既有思维框架,寻找着行业新的可能性。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看到问题,并尝试用以前没有人试过的方法解决;寻求可持续发展;开放并愿意分享;渴望带来行业系统性的变化;遇到重重阻碍却总会慢慢吸引志趣相投的人不断壮大……good pitch也算是在纪录片领域的一个“社会创新”。

good pitch 中场休息大家现场蹦迪 图片来源:Doc Society

good pitch大中华区第一次活动2013年在台北 从左至右:美国导演Sandi、CNEX执行长陈玲珍、Beadie、福特基金会影响力影像负责人Cara 图片来源:陈玲珍

一项新的行业工种

作者与太平洋地区及德国good pitch组织者在一起 摄影:Mareva Leu

在这次good pitch欧洲大会上,我遇到了来自太平洋地区的人,还有德国,东欧,中东的,我们都在筹划把good pitch模式带到各自地区。大家的身份,有的是纪录片导演或制片人,有的是记者,有的曾在艺术领域或艺术杂志工作,有的是药剂师博士转行做了电影节策展人。

在还没遇到good pitch之前,我和几个从媒体“跨”到其他领域的朋友业余时间商量策划过一个平台。我们都在关注如何用新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都深信影像的力量,所以希望用影像把各方链接起来,把故事变成行动。大家一直在各自居住的城市进行着摸索和尝试。有一天,当我用几个关键词在网上漫天搜索可以参考的项目和灵感时,偶然看到Doc Society和good pitch,当时兴奋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用影像故事驱动影响力,在这之前,我已经看到过世界各地大大小小不同机构的尝试,有电影节,基金会,非盈利及盈利机构,但good pitch的形式灵活有机,既有积累了十年的模板和案例数据库,又能给本地化提供想象和创作空间,最关键的是,它把解决问题的利益相关方都链接起来了。

纪录片的价值在哪儿?一部纪录片究竟可以改变什么?我问Beadie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用了一连串排比给我罗列她所经历过的纪录片带来的改变,缓了缓,她说:“每次有人拿着一部片子来问我时,我先问他你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因为一部片子能挖掘的价值是无穷尽的。”

good pitch打了一个响指,在一个接一个人心里擦出火花。它在纪录片领域创出了一个新的行业叫”impact producer”,影响力制片人。这个角色有时由影片导演或制片人担任,有时由认可这部电影及议题价值的其他人担任。影响力制片人把片子带给纪录片产业圈子以外更多的观众,让一部纪录片在小规模放映之外,持续获得新生命。good pitch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工作坊等形式,已培训了超过500个 Impact producer,不过看看数字就知道,这还是一个挺新的工种。

导演兼制片人冯都和她担任制片人的片子《我只认识你》是good pitch支持的一个纪录片项目。在《我只认识你》的片尾名单里,我第一次看到了“impact producer”的提法,后来和冯都联系上。当时冯都正尝试在一个提案大会上做影像影响力论坛。

《我只认识你》海报 图片来源:影片豆瓣网站

从网上的搜索可以看到,《我只认识你》去年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和讨论,之前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拿了包括最佳纪录片在内的三个奖。片子讲述一对上海的老夫妇,年近九旬的丈夫树峰不离不弃照料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妻子味芳的故事。主人公是冯都和导演赵青的叔公和叔婆。片子不但让人看到阿兹海默症给病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也在泪中带笑里,看到人至暮年,在忘记和记住之间不愿褪去的情感牵挂。

冯都和团队希望片子能让更多中国的社区家庭看到。她们尝试在上影厂的图书馆做过一次放映,现场有家里人,味芳的主治医生、关注阿兹海默症的机构以及一些医疗企业代表。映后,上海半淞园街道的一个人找到冯都说想在街道再组织一场。街道找了一个能坐200人有大屏幕的地方,除了社区居民外,还邀请了社区领导,医疗代表,社工,《新民晚报》养老口的记者,以及曾写过《生死遗忘》的上海作家王周生。那是冯都第一次参加社区放映,她专门挑了一个靠后的位置,想观察大家的反应。但是在一个多小时的放映过程中,观众席上的阿公阿婆们一直在大声说话,冯都说她当时心里一凉,想:“完蛋了!”她想上去制止大家讲话被旁边的人拦住了。坚持到映后访谈的时候,冯都才意识到原来老人们一直在讨论影片,映后访谈热烈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关心如何预防,可以去哪里做鉴定,家里有这样的老人怎么办?也有家属开始分享他们的类似经历。冯都后来回忆时说:当时觉得“特别受鼓舞特别rewarding”,这种满足感是之前参加任何一次电影节或者得奖都没法比的。参与讨论的记者后来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失智老人如何享有“专业照护”?》的文章。

《我只认识你》与上海关注“认知症”组织合作 在商场滚动放映片子 图片来源:冯都

这次社区放映后,就像“滚雪球”一样,不同的合作方加入进来。冯都她们剪辑了不同长度的版本让合作方在不同场合放映,包括商场、社区、看护中心、药厂、医学协会等。在商场的放映,启发了其他街道。其中一个街道因此启动了认知症友好社区试点,另一个街道也开始筹备建立认知症支持中心。当然这些举措,也是从下往上呼应了上海政府一直在推广的“认知症老年照护体系”,上海市政府曾推算过,光上海就有超过20万认知症老年患者。

《我只认识你》影响力视频:https://v.qq.com/x/page/v0625qki0kq.html

“影响力”的概念,对社会创新或社会价值投资的群体,可能要比对纪录片群体更熟悉,但概念只是形式,中国很多纪录片本身已在有意无意地发挥着“黑匣子”放映空间之外的影响力。反映城市垃圾状况的《垃圾围城》,被作为“影像行动主义”学术研究对象的《延绳钓》,曾经在不同社区放映的关注动物福利的片子《何以为食》,曾在“留守与儿童”主题影展上放过的纪录片,汶川震后十年探讨再生家庭情感伦理的系列影片,以及由公益项目延展出来的许多高质量片子……这些都只是冰山一小角。有“影响力”潜质的影片,加入影响力制片人的推动后,影片的“存在感”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丰富起来。

《垃圾围城》导演王久良在台参加其另一部片亲子包场放映 图片来源:《塑料王国》脸书网站

“留守与儿童”影展导演蒋能杰接受媒体访问 图片来源:真实影像

今年good pitch大会之前,在阿姆斯特丹郊外曾有一个训练营。Beadie邀请了几个纪录片团队在训练营上做案例分享,Joanna分享了Virunga的影响力故事。这是她和Orlando合作的另一部片子。片子入围了奥斯卡提名,Joanna是影响力制片人,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奥和good pitch的Jess Search都是片子的执行制片人。在这部片子拍摄之前和拍摄过程中,刚果的Virunga国家公园因为自然资源丰富,是兵家争夺之地,周围常有武装伏击公园里的黑猩猩和巡逻队,一家石油公司希望在园区内继续开采石油。片子在Netflix播出后,制片团队与基金会、商界、自然保护组织、媒体等机构合作,让石油公司被迫终止不规范操作,原本危机四伏的自然保护区渐渐开始吸引生态旅游的客人,发展起了生态农业,投资方里还包括一家中国的基金会。保护区通过水能发电开始为周围约四万居民和几家工厂输送电力。Beadie说通过训练营她想告诉导演和制片人们,如果打开思路去寻求不同的合作方,就会发现,资源和机会比想象中要多很多,纪录片人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纪录片江湖五光十色,因为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太丰富浩渺。 good pitch只是打开了其中的一扇窗,影像故事的无限风光正等着各路探险者们去一一探寻呢。

Virunga剧照 图片来源:Virunga官网

文章首发于2018年11月12日《社创号》。若对good pitch感兴趣,请联系cathyvio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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